俗话说“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刘禹锡的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道出了多少兴衰荣辱，朝代更替。人在鼎盛之时就好比沸腾的开水，如果不迅速降温，没过多久便会蒸发得无影无踪。懂得“釜底抽薪而止沸”之人，才能避开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才是真正人杰中的人杰。

　　清末名相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而达到事业顶峰之时深知权高震主、盛极必败的道理，因而迅速果断地采取示弱之举，避免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和甚至有可能招来的杀身之祸，实为明智之举。这等“心机”和远见，值得后人研究和效仿。

　　攻克天京，这是曾国藩率湘军出战以来的最大胜利。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两人的声望如日中天，达到了极盛。清政府便对这些“栉风沐雨，艰苦备尝”的功臣们进行了赏赐。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候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被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对于如此隆重的封赏，曹国藩十分感激:“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战兢，何以报称。”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加给曾国藩兄弟二人表面上的荣耀。暗地里，曾国藩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是无数汹涌的“旋涡"，这些旋涡产生的能量足以将其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天京被攻竞以后，曾国藩已非昔日京城中手无一兵一卒的兵部侍郎，他的门生故吏已遍及于东南各地，上至巡抚，下至提督。同时，曾国荃手里亦掌握着“精悍”的5万湘军，这无疑给清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天京陷落后，清政府最大的忧患，已不再是太平天国的余部，而是兵权愈来愈大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和以湘军为中心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军事力量。这就要求清政府必须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这一总体战略出发，而这一特殊的政治诉求决定了曾国藩在成功之后逃脱不了被夺权的命运。

　　在天京陷落以后，清政府即已开始着手限制曾国藩势力的膨胀。清政府利用湘军内部固有的矛盾，迅速提拔和扶植曾国藩手下的将领，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以至于与曾国藩的地位不相上下。当左宗棠的左系湘军与沈葆桢结成同盟，并脱离曾国藩，向其发起桃战时，清.政府则大加利用，暗中支持左、沈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从内部瓦解曾国藩的势力。而对于曾国荃则竭力进行压制，不让其有抬头从者云集的机会，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上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签人参六两，以示慰籍。而曾国荃对此却大惑不解，但曾国藩却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极力劝说。

　　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曾氏以退为进、以退护官的为官之谋，令后人不由不为之叹服。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遭来的怨愤和嫉讳也越

　　多。一个多世纪以来，曾国藩之所以受到许多伟人、名人的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出，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訾和贪婪相联系的。贫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他可以说是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是秘而不宣,而是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深谋远虑和殚精竭虑,才保住了曾氏家族获得的巨大荣營和政治资产。在曾国藩攻克天京后，其个人声望和军事实力都达到了顶峰。他的不少部下都暗示曾国藩举兵起事，以恢复汉族江山。对此曾国藩婉言谢绝，并以一幅“傅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来表明心迹。

　　曾国藩一生深谙为官处世之道，尤其是在达到顶峰之后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自剪羽翼助其渡过“生死玄关"，在封建末期落得了个“圣相”的美誉，历来被后人所称道。